嚴文明:發現中國史前文明的結構美

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縱觀歷史,中華文明具有獨特文化基因和自身發展歷程,植根於中華大地,同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與時代共進步,有着旺盛生命力。總書記指出:“考古發現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考古成果還説明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形成發展過程,揭示了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價值觀和中華民族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人民日報》記者為此專訪考古學家嚴文明,講述從考古中發現的中國史前文明的結構美。

湖南澧縣彭頭山出土的公元前6500年的含炭化稻穀的陶片,湖北紅花套出土的公元前4200年的石斧,河南洛陽王灣出土的約公元前2200年的鏤空陶器座……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基本陳列展《古代中國》第一單元“遠古中國”中徜徉,我們即使對考古知之甚少,也可以感受到中國考古人近百年來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所做的努力。這三個遺址都是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當年帶領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學生實習考古的地方。

嚴文明先生從一個考古學家的立場出發,用哲學家的思辨和詩人的眼光洞悉了中國史前文明的結構美,提出了“重瓣花朵”的論斷,説出了中華文明綿延至今的密碼。

北京海淀藍旗營一間普通的住宅,不大的書房,88歲的嚴文明先生從他用力最深的仰韶文化開始,講述自己的考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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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考古從一開始就在探索中華早期文明

從1921年河南仰韶村的考古算起,中國考古已經走過百年。這百年間考古學在中國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嚴文明先生從書房擺滿考古報告的書架上取出新版的《中華遠古之文化》給我們看,“1923年安特生髮表《中華遠古之文化》,這是中國第一個考古遺址仰韶的考古報告,它就是對中華早期文明的探索,就探討了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把中國考古放到了世界文明的背景上去考慮,起點相當高。”

正是在這樣的高起點上,我們有了夏縣西陰村的考古,有了殷墟的考古,有了山東城子崖龍山文化黑陶的發現。“梁思永先生在安陽的後崗發現了著名的三疊層,最底下是仰韶的紅陶彩陶,中間是龍山的黑陶,最上面是晚商殷墟的灰陶,清晰的層位基本講清楚了幾個文化的先後關係,也打破了中國文化西來説。”

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重要考古主要還是在1950年以後展開的。1958年嚴文明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後留校任教,主講的就是新石器時代考古。1960年,第一次帶領學生去洛陽王灣考古實習,嚴文明就指導學生以地層清楚、分期細緻的王灣遺址作為標尺,來衡量附近的仰韶遺址的分期。1964年《中國新石器時代》出了一個紅皮鉛印本,嚴文明將它送給北京大學當時的歷史系主任翦伯贊,“翦伯贊先生説,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就希望看到這樣的書,把考古報告的內容系統化了,他還建議我好好研究一下討論熱烈的仰韶文化。”

“那時已經有了半坡和廟底溝的重要發現,但相關基礎性研究不夠,比如當時關於仰韶文化的爭論很多,仰韶文化有哪些類型,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哪個早哪個晚,還是基本同時?仰韶文化的社會性質是什麼?這些問題都促使我開始研究仰韶文化。”

嚴文明重新梳理了仰韶村、西陰村、廟底溝、半坡、三裏橋等仰韶文化遺址的材料。首先分析典型遺址的地層關係和分期,進而研究各個地區的分期,最後將各地相應的文化分期進行對比和概括,通過類型學和地層學,將仰韶文化的發展整體劃分為四期兩大階段,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礎。蘇秉琦先生讀了《略論仰韶文化的起源和發展階段》這篇文章,認為嚴文明“找到了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一把鑰匙”。1989年嚴文明積30年之功著成的《仰韶文化研究》出版,其學術意義不限於仰韶文化本身,對整個中國考古學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

嚴文明在分析研究大量考古資料的基礎上,將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發展譜系歸納為早期、中期、晚期和“銅石並用時代”四個發展階段,上溯舊石器時代傳統、下承夏商周三代青銅文明,與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格局相融,對奠定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體系做出了貢獻,影響至今。

稻作起源研究將長江文明展示給世界

仰韶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黃土高原,1974年嚴文明先生有機會在湖北宜都紅花套做考古,長江史前文明進入到他的研究範圍。經過多年的考古,長江史前文明的面貌逐漸清晰。

“我家裏種了30畝地,從稻穀的發芽到育秧、插秧,從除草、車水到最後的收穫,我都實際操作過。那時我們有早稻、中稻、晚稻,還有災患時救急的60天就能收穫的60天稻,這些稻穀我拿到手裏一看就能分清。”嚴文明生長在長江流域的洞庭湖邊,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有深切的體會與難以割捨的情緣。

水稻什麼時候起源?在哪裏起源?這是世界關注的學術課題,而嚴先生給出了一個考古學家建立在大量考古發現之上的充滿辯證思維的答案。

上世紀70年代,在浙江餘姚發現了河姆渡,出土了數量巨大的稻穀,據測定,其年代為公元前5000—4500年。這些稻穀的形態已是成熟的栽培稻,還有很多農具,這就引導考古學家繼續往前追,於是在湖南澧縣彭頭山發現了類似的稻穀遺存,年代為公元前6000多年,距今8000多年。那麼還有沒有更早的呢?嚴文明先生擔任領隊的中美聯合考古隊,1995年在江西萬年縣的仙人洞和吊桶環進行發掘,發現了更早的稻穀的植物硅酸體,證明在距今約1萬年,稻子已經開始被栽培。後來又在湖南道縣玉蟾巖的洞穴遺址發現了3粒半稻穀,當時測定了跟稻子共生的其他作物的年代,為公元前1.2萬年。

華南地區野生稻很多,東南亞野生稻也很多,所以當時的農學家看好這兩處作為水稻起源,但嚴先生認為在野生稻多的地方,其他食物也很多。比如在中國嶺南,植物性食物很豐富,動物類的食物也很多,採集野生稻非常麻煩,沒有必要費功夫去採集去馴化。而長江流域有一個漫長的冬季,動、植物食物匱乏,稻穀適合長時間存放,可在冬季補充食物不足,人們便會有目的地去培育。長江流域是野生稻分佈較少的地方,屬野生稻分佈的北部邊緣,恰恰有馴化的動機,這就是嚴先生的“稻作農業邊緣起源論”。

後來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支持了嚴文明先生提出的水稻馴化在長江流域起源的論斷。嚴先生是將稻作文明置於世界文明之中進行比較研究的考古學家。

“重瓣花朵”的結構很美

李伯謙和陳星燦主編了一本《中國考古學經典精讀》,除了李濟、梁思永、夏鼐、蘇秉琦、鄒衡、張光直等考古學大家的文章,嚴文明的《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也列在其中。

這是嚴文明於1986年6月為“中國古代史與社會科學一般法則”國際討論會提交的論文。“從想到這個結構到最後宣講出來,不出一個月。”在這篇論文中,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被形容為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其周圍的甘青、山東、燕遼、長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區是第一層花瓣,再外圍的文化區是第二層花瓣。中原文化區處於花心,起着聯繫各文化區的核心作用,也向周邊文化區進行文化輻射,而外圍的文化區則保持着自己的活力……

在嚴文明看來,中國北方地區以種植粟和黍為主的旱作農業體系和長江流域以稻作農業為主的兩大農業體系的形成,使中國文明擁有了一個寬廣的基礎,兩大體系互為補充,使文明延續不斷。

這個“重瓣花朵”理論既有學術質地,又充滿了詩意。那次國際會議,大家都很佩服,中國的學者用一朵花的結構來解釋中華文明的超穩定結構。

1987年3月這篇文章被《文物》雜誌重磅推出。嚴文明的這一理論,被認為是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成果。

考古學在中國大有可為

在眾多的學生眼中,嚴文明先生是非常會當老師的考古學家。他先後主持了20餘次重要田野考古發掘或調查項目,足跡走遍大江南北,正是立足田野的厚積薄發使他具有了學術上的前瞻性。

“當老師的好處,是它逼着你不能只研究一個地方,要懂全國的,甚至還要懂一點世界的,要懂考古學的方法理論,還要能指導學生進行田野考古,要告訴學生怎麼學習和怎麼研究。教學相長,我是真正體會到了。”

“什麼樣的方法能讓你最正確地尋找和發掘實物,就是好的方法。什麼樣的理論能夠使這些資料很好解釋人類的歷史,就是好的理論。”嚴文明經常這樣對學生講。

“考古是科學,科學意味着是你的觀點必須是可以實證的。嚴先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很強,很多遺址是在他的科學推斷下一步步推進的。”中國人民大學考古系的韓建業教授説。比如良渚,1986年發現了反山、瑤山等高等級的墓葬,嚴先生推斷墓葬的主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第12號大墓出土600多件玉器,也許是良渚王,那肯定得有一個像樣的居住區,肯定有宮殿等高等級的建築存在,或者還有宮城。

“後來又發現了大型的水利建築遺蹟。我特別去看了,像個大堤,南方經常修堤,一擔土一擔土地挑,很辛苦。大壩的剖面清清楚楚,裏面就有陶片,顯然是良渚時期的。這工程太大了,得有上萬的人同時工作,誰能把這麼多的人調過來?他們還要吃住,得有強大的後勤保障吧?而且得有科學的設計者。只有強大的政權才有這樣的組織能力,推斷有一個良渚國並不過分吧?就這樣一步步科學發掘,良渚考古發現的遺址越來越多,我們對它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晰,這樣的考古遺址成為世界遺產是肯定的。”

嚴文明先生講起良渚特別有感情,他寫的《良渚頌》在考古人中廣為傳播。

考古當然有自己的侷限性,文明並不都能以實物形式表現出來,能以實物表現出來的也不是都能留存下來,即使留下來,也不一定能夠發現,即使科學發掘出來,能夠認識解釋清楚的又是少數。“但中國各種各樣的遺址這麼多,各種考古學理論、技術和方法都可以使用。中國考古的土壤如此豐富,對比世界各個國家,沒有第二個,考古學當然能夠獲得極大的發展,今後當然也能夠產生考古學大家,產生自己的考古學理論。”

藝術和科學的共同基礎是人類的創造力。考古既需要對人類藝術進行美學鑑賞,也需要對文明遺存進行科學理解。這是一個充滿智慧的探險之旅,嚴文明先生樂此不疲。


原文鏈接:嚴文明:發現中國史前文明的結構美《人民日報》2021年1月9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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